当代网络一大病征丨成年人不讲道理

当代网络有一大病症，就是成年人不讲道理。

当下，强词夺理、含混、反逻辑、少理性的语言，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深入公共文化肌理的普遍痼疾。

比如，曾有一位中国矿业大学被称作“学神”的学生，据媒体报道，“他说他从小就知道学习的重要性，所以读书时成绩一直名列前茅”。

然而，“知道学习的重要性”和“读书时成绩一直名列前茅”，存在必然的因果逻辑关系吗？不少孩子也“知道学习的重要性”，成绩却未必如意。

在《明亮的对话：公共说理十八讲》一书中，徐贲把谬误分为三种，情绪性谬误、形象性谬误和逻辑性谬误，而这个“学神”的例子是属于“逻辑性谬误”，划为“推不出”的一种，即“逻辑跳跃”。

当然，这还仅仅只是一件小事。更为严重的，恐怕是泛滥网络多年的“吵架”、“对骂”，以及对两者事不关己的围观和拱火。

2013年，因对转基因食品的看法不同，方舟子、崔永元两人利用微博多轮“激战”，“嘴仗”一度升级。

由于二人都有忠实粉丝，最终演变为上千万粉丝的“混战”。喧哗不止，粗鄙之语不绝于耳，暴戾之气弥漫网络。

这样的事，几乎每天都在互联网上演，比如今天在对俄乌战争、疫情、国际政治等等事情的看法，本该有理性的话语表达，却动辄戴有色眼镜，贴标签，戴帽子，往往容易忽视问题本质，流于争吵乃至对骂。不管什么议题，到最后一地“五毛”，漫天“脑残”，不了了之。

缺乏说理精神，让阴谋论泛滥

从不讲理，可以透视目前中国社会文化的许多病灶。这些病灶对社会都是有害的，严重的便会成为危机。

在《明亮的对话》、《人文的互联网》等中，徐贲指出，缺乏说理精神，会让人动不动就用阴谋论，来看待与自己不同的意见。

他以曾经一篇火爆全网的阴谋论文章举例，文章里说：

“国内大型门户网站，几乎全被外资及接受西方价值理念的人所控制，其网络动员能力巨大，差不多到了任意制造舆论和绑架民意的程度。”

这样的指控听起来非常可怕，但是既然如此，作者自己的文章怎么还能出现在网站上呢？

文章提出了如此严重的“敌对”指控，为什么不提供坚实可信的“敌情”证据？没有证据的指控就是不讲理，甚至是危言耸听的阴谋论。

这种文章不仅违背言之有理的起码要求，而且还会在社会人群里散播仇恨和恐惧，这是非常危险的。

苏联斯大林时代，有一则这样的政治笑话：有一只俄国兔子跑到波兰，碰到一只波兰兔子。

波兰兔子问：“你为什么奔跑？” 

俄国兔子说：“斯大林下令逮捕所有的象。”

波兰兔子说：“你不是象，你是兔子啊。” 

俄国兔子说：“但我没法证明啊”。“没法证明”就是说理上的难以反证。

想要置你于死地的阴谋论者不讲理，说歪理，而你却有理说不清，没有办法自证清白。对任何人来说，这都是一种非常危险、非常可怕的生存处境。

比粗话更危险的，是暴力的语言

在《明亮的对话》、《批判性思维的认知与伦理》等书中，徐贲老师指出，说理中的暴力与暴戾，经常是由于缺乏自我克制，极端自以为是造成的。这在语言上往往表现为过度使用战斗词汇，把别人当作自己必须消灭的敌人。

例如，网上曾有一篇传播很广的文章，里面这样讲道：

“最紧张的时刻，笔者喊出‘网络是捍卫国家利益的上甘岭’的口号，与广大的自发爱国的网络义勇军，一起顽强阻击以意识形态斗争为本质的网络舆论进攻。文化搏杀、思想争夺，网络大战虽无硝烟炮火，其实一样惊天动地，惊心动魄，对中国安全领域的启迪将日益凸显。”

像这样的语言，便是暴力和暴戾的，它的危害要远远超过网络上常见的骂粗话和说下流话。

至少，粗话和下流话不能写到文章里，也不能刊登在报刊上，但暴力和暴戾的“革命语言”，却可以大模大样地登堂入室。

政府会用“反粗俗”的理由，来管制粗话和下流话，但却管制不了、当然也不便去管制，暴力和暴戾的“革命语言”。

这也是徐贲老师为什么认为，说理不能靠政府，而要靠每个人自己。

政府所能做到和需要做到的，无非是保护所有公民的言论自由；保护言论自由与主张公民应该文明而有教养地说理是不矛盾的。

不说理的人当然也有他们的自由，但是，说理的言论与不说理的言论是有区别的，保护它们的理由也是不同的。

让每个人能够按照他自己的方式说话，不管说不说理或怎么说理，那是低程度的言论自由。在这个程度上，被保护的可能是没有价值的东西。

而保护文明和有教养的言论，更能体现对言论自由保护的价值和意义。因为这样的言论不仅有益于社会，也有助于培养每个公民的个人人格、智识和思考素质。只有保护有价值的事情，保护才会特别有意义。

基于中国不讲理的网络生态，徐贲的《明亮的对话》更显珍贵，在书中，他对什么不是说理，提出了四个最低标准：

1， 说理不是表达结论，而是清晰论证

人们经常以为有一个想法或信念，只要说出来，就是说理，因为“理”已经在他的话里了，或者他说的话就是“理”。这是不对的。

说理，是把你领会、理解并相信是正确的主张，清楚地讲给别人听；

如果仅仅说出一个看法，不能为看法和结论提供充分、可靠的理由，那么，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说法，而不是说理。

2，说理不是喊口号

根本不说理的标语、口号，是一种一句话全部概括的“断言”。只有在别人不追问或不能追问时，它才显得理直气壮、气势如虹、百般正确。

口号式思维、标语体表述，对社会理性造成的严重破坏，我们过去有过很多的教训。这应该使我们今天在运用公共语言时，更多地诉诸理性说理。

3，说理，不是追求绝对的“真理”

说理所讨论的，是不确定的事情。确定了的事情是不需要讨论的，即使在科学中，也不是什么都能确定的。

因此，说理总是可以再说理的。说理是一个过程，不是最终结果。说理的结论，不是绝对“客观标准”，因此，所有的说理都可以再讨论。

4，说理不是道德审判

道德本身是人类道理的一部分，但它应该隐含在说理之中。即便对罪大恶极之人，审判依然需要逻辑和证据。

道德审判一旦脱离了说理，便容易成为扣帽子，有色眼镜下的人身攻击。

著名逻辑学家殷海光，曾在《逻辑引论·怎样辨别是非》中提出：

“个别经验的知识不是有效推论的保证，逻辑规律才是有效推论的保证。”、“真假系统与对错系统各自成一系统，不相影响。”

当下的问题却是“事实”与“看法”经常被搞混，并且缺乏“说理评估”。

而在《明亮的对话》一书中，最值得注意的，便是徐贲所提出的两种“提防”，一种是提防“逻辑谬误”，一种是提防“宣传手法”。

关于“逻辑谬误”，他提出了五种，分别是过度简单化、浮泛空论、循环论证、虚假两分法、无凭据推理。

关于“宣传手法”，他提出了十种，分别是人云亦云、谩骂、偏见、势利、老百姓的话、吹嘘、“科学”根据、证词、恫吓战术、株连。

面对这些“逻辑谬误”与“宣传手法”，徐贲专门介绍了“图尔敏论证模式”，利用主张、保证、论据、支持、语气和反驳六个环节，来辨析与提防。

逻辑推论需要训练，不断训练，内化为一种文化教养，而徐贲老师的《明亮的对话》，便是最好的教材。

除此之外，他的《人文的互联网》《批判性思维的认知与伦理》《经典之外的阅读》等著作，带着同样深刻的问题意识，重新思考了当今时代的种种问题：包括互联网时代的认知陷阱、人性自身的缺陷、技术时代人的自由意志等等，并提供了一整套的认知解决方案。

因为种种原因，徐贲老师的书在大陆很难出版，先知书店有幸收揽徐贲老师的五本著作。感兴趣的书友，识别下图二维码，即可一键收藏。

原创不易，感谢有你！点个「在看」，不怕走散。

请三观一致的读友，扫码加维罗。